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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阿育王以后的教团发展

2002-06-24 585 报道:佛教天地
第一节 阿育王以后的教团发展
  阿育王殁后的印度 阿育王(约公元前二六八|二三二在位)殁后,孔雀王朝的威势急速衰退,公元前一八○年左右,为将军弗沙密多罗(Pusyamitra)所灭。弗沙密多罗建立熏迦(Wuvga)王朝,但王朝势弱,只能控制恒河流域。当时希腊诸王相继入侵西北印度,成立了若干王朝。至于南印度德干一带,阿育王殁后,安达罗王朝逐渐得势,约于公元前二○○年到公元后三○○年间,控制德干地区,这就是沙达瓦哈那王朝(Watavahana),由于这一王朝兴盛了四百多年,使得南印度的政治安定,文化昌盛。其次东海岸加陵伽地区,孔雀王朝势衰时,支提王朝(Ceti)乘机独立,第三代君主卡提维拉(Kharavela)王十分有名,颂扬此王功绩的碑文已被发现,他似乎是公元前一世纪左右的人,但以后这一王朝的动向不明。
熏迦王朝 弗沙密多罗建立的熏迦王朝,约延续了一一二年。首任君主弗沙密多罗信奉婆罗门教,迫害佛教;但这一王统也有人信奉佛教。据碑文上记载,属于此一王统的达那布提.瓦奇布塔王(Dhanabhuti-Vachiputa)捐赠巴尔胡特(Bharhut)佛塔的塔门(torana)和石造建筑(silakammamta)。同样,王子瓦达帕拉(Vadhapala)捐赠佛塔的栏杆(vedika)。某位王的王妃娜卡拉基妲也捐赠栏杆。又根据摩菟罗(Mathura)出土的碑文,瓦达帕拉王似乎也捐赠摩菟罗佛塔的栏杆。
巴尔胡特与桑其 巴尔胡特在中印度西南边,位于古代自西海岸通往摩竭陀国的公路边。因此,异教徒入侵印度时,将这里的佛塔破坏殆尽。一八七三年为孔宁汉所发现,破损较少的栏杆和东门被移到加尔各答博物馆修复并展示,默默地诉说昔日的盛况。这东门柱上有达那布提王的碑文;一般认为,塔是公元前二世纪中叶的产物,兴建于熏迦王朝时代。
熏迦王朝时代,华氏城和卑地写(Vidiwa)是两大政治中心,卑地写是阿育王子摩喜陀的故乡,自古便是佛教中心。附近建造许多佛塔,形成所谓的「比尔萨群塔」(Bhilsa Topes)。至今已发现六十座以上的古塔,其中大多已经崩坏,只有桑其(sabci)的佛塔保存得相当完整。桑其佛塔大小共二十几座,著名的大塔保存得最完整,高十六.四六公尺,底部直径三十七公尺,是一座巨大的佛塔。根据研究的结果,这是以阿育王时代的小砖塔为中心,在熏迦王朝时代覆盖上石头而增广,几乎就是现在所见到的样子。之后绕着塔身建造栏杆,四方各作塔门。四门之中,以南门最古老,铭刻上显示,这是安达罗王朝初期所建。因此可知,这些佛塔自孔雀王朝,经熏迦王朝、安达罗王朝,逐渐增广、完备起来。四座塔门完全饰以精巧的浮雕,以展现古代美术精华的美术作品而名闻遐迩。
如上所述,虽然弗沙密多罗迫害佛教,但并非整个熏迦王朝皆如此,所以佛教在这个王朝的发展尚称顺利。根据铭文可知,巴尔胡特佛塔的栏杆内外,刻满了许多浮雕,大多是佛传和本生故事。其中佛传图约十五景,本生三十二种。这些佛传图中,并没有描绘佛陀的样子,而是雕刻菩提树以及树前佛坐的金刚宝座,以此表示佛陀的存在,有描写座前礼拜的人与动物等。没有绘出佛陀的形体一事,可能是认为,入涅盘的佛陀的人格,无法以人类的形态表现。此外巴尔胡特的雕刻上显示,这个时代不只信奉释迦佛,已经有过去七佛(释迦是第七佛)的信仰。过去七佛各以菩提树表示。
从巴尔胡特的雕刻采集到二○九种铭文,上面刻有捐赠栏杆者的名字,可以看出礼拜佛塔的信者的身份。其中也可以看到比丘、比丘尼的名字。还有拥有「持藏者」(petakin)头衔的人,也有「通五尼柯耶者」(pacanekayika);可见这个时代,经藏、律藏两藏(或者再加上论藏的三藏)已经成立。此外这里提到的「五尼柯耶」,可以视同巴利佛教将经藏分类的五个尼柯耶,因此当时可能已经成立了「五尼柯耶」的分类。另外也可以看见被称为经师(suttantika)的人。还有这些捐赠者中,有六个地方出现具有「讽诵者」(bhanaka)称号的人。讽诵者意为讽诵经文者,这些关于五尼柯耶的例子属于巴利佛教,亦即使用为「长部讽诵者」(Digha-bhanaka)、「中部讽诵者」(Majjhima-bhanaka)等(这些用法在《清净道论》等其它地方可以看到)。至于「诵法师」(dharma-bhanaka),一般认为与大乘佛教关系甚深,在巴尔胡特的碑文中,只被称为「bhanaka」的,并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讽诵者。巴尔胡特铭文中出现六个被称为讽诵师的人,其中有「圣者」称号者一人、「大德」三人,另外两人没有出家的称号。「持藏人」记载为「圣者伽陀」(aya jata),显示他是出家人,「通五尼柯耶者」记载为「佛陀勒弃多」(Budharakhita),经师记载为「圣者求罗」(aya cula),这是出家人。
其次,桑其位于巴尔胡特更西南处,近中印和西印的边境。桑其所发现的铭文比巴尔胡特还多,约被采录九○四种。其中,桑其第二塔发现骨壶(五个)的盖和底面有刻上铭文。上面可以看到「雪山地区的教师,圣者迦叶氏(Kasapagota)之遗骨」及「圣者末示摩(Majhima)之遗骨」。据《善见律毗婆沙》等记载,他们是阿育王时代,雪山地区的传教师。此外也有目犍连子(Mogaliputa)的遗骨,可能和阿育王师目犍连子帝须有关系。第三塔所发现的骨壶(四个)中,发现了舍利弗(Sariputa)和大目犍连(Maha-mogalana)的遗骨,这些可能和佛弟子舍利弗、目犍连有关系。但一般认为,这些舍利容器为公元前二世纪时的产物。
此外桑其四塔门和栏杆公认为公元前一世纪起的作品,塔门上满覆精巧的浮雕,雕有护法善神等。其间刻有许多佛传及本生故事,据说佛传有二十八景,本生有六种。而且刻有捐赠塔门和栏杆者的名字,数量庞大,有比丘、比丘尼、在家信徒,比丘尼远多于比丘。但是从他们居住地的记载,如「瓦利瓦哈那(Valivahana)人雅奇(Yakhi)比丘尼捐赠」,可以看出,这些出家众并不是桑其佛塔的住众,比丘和比丘尼大多是卑地写的出家人(有很多没有记载住处)。在家信徒有的有加上「优婆塞」「优婆夷」的称号,但大多数只记录名字,其中有很多具有「家长」(gahapati)(五例)和「公会长」(setthi)的头衔,尤以后者为多,显示有很多商人阶级的信徒。此外也有两三例是以「村」的名义奉献。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以「佛教徒团」(Bodha-gothi, Bauddha-gosthi)的名义捐赠。有一个希腊人奉献的例子;「通五尼柯耶」比丘一例;记载为「通经典(sutatikini)的马达拉香卡达居民阿维斯娜女的捐赠」,具有此一「通经」称号的在家女性一例(相同的句子有两例);同样地,男性的通经者有一例;「讽诵者」有两例(比丘及在家者各一例)。许多在家奉献者的铭刻中,很少有优婆塞、优婆夷的称号,也许意味着某事。此外,巴尔胡特和桑其的佛塔未曾出现过任何部派教团的名字。当时部派教团已经存在,所以佛塔上未曾出现部派教团名称一事,值得注意。
桑其附近,「比尔萨群塔」中有安得塔(Andher-stupa)和伯吉普塔(Bhojpur)。安得塔位于比尔萨西南的小村,这里有三个小塔,发现有碑文。也有发现舍利壶,这些碑铭上有目犍连子(Mogaliputa)和哈利帝子(Haritiputa)等名字。
中印度除了巴尔胡特和桑其以外,佛陀成道处||菩提伽耶(Bodh-gaya)早就建有佛殿(caitya),熏迦王朝时代,在菩提道场四周围以壮丽的栏杆,遗迹尚存。所谓「菩提道场」,就是以菩提树下释尊开悟的金刚宝座为中心的圣域。接着笈多王朝时代,建立了所谓的菩提伽耶大塔(现存为后代所复建)。现存最古的建筑物是栏杆的一部分,自古传说这是阿育王时代所建,但经过研究,认为它比巴尔胡特的建筑还新。栏杆上面有各式各样的雕刻,五幅判定为佛传图、两幅本生图。
除此之外,中印的华氏城也有古栏杆的断片出土,推知为阿育王营建的阿育园(Asokarama)中的壮丽寺院。此外,中印似乎有许多佛塔及寺院,如今没有留下来。只有从初转法轮的鹿野苑(Sarnath)发现阿育王的石柱,以及公元前二世纪顷,以婆罗米文雕刻的碑文。栏杆上刻有「桑瓦喜加比丘尼奉献」,这里可能曾建有佛塔。又比哈尔的拉乌利亚.难坦卡鲁夫(Lauriya Nandangarh)也发现熏迦时代的佛迹,似乎是巨大的佛塔,但没有发现碑文。
迦努瓦王朝 熏迦王朝第九代提婆布提统治十年后,为大臣瓦苏提婆(Vasudeva)所灭,成立迦努瓦(Kanva)王朝,时约公元前七十年顷,经四代四十五年。迦努瓦王朝势力衰微,只控制着恒河流域,到了第四代时,为南方安达罗王朝所灭。于是,此后摩竭陀地区长期为安达罗王朝所支配。
西北印度与希腊诸王 公元前一八○年顷起,孔雀王朝势衰,外族逐渐从西北印度入侵,之后这一地区便长期处于外族的统治之下。首先侵入的外族是希腊人,在印度,梵语称希腊人为Yavana,巴利语称为Yona,一般认为这是从Ionia转化来的。
印度自古就被亚历山大侵入(公元前三二七年),一时西北印度为希腊人所统辖,后为孔雀王朝创立者旃陀罗笈多击退。亚历山大死后,印度西方为叙利亚的塞流卡斯王朝所统辖,塞流卡斯一世派麦格史提尼斯为大使,出驻中印度华氏城(公元前三○三|二九二),麦氏着有著名的《印度见闻记》。他于公元前三○三年至二九二年左右,留驻旃陀罗笈多的宫廷。在塞流卡斯王朝的统辖地中,巴克特里亚(Bactria)地区和帕尔底亚(Parthia)地区,于公元前三世纪半相继独立,相当于阿育王时代。巴克特里亚为今日的巴尔克(Balkh),是奥克萨斯河(Oxus)和印度河之间的北阿富汗尼斯坦地区。在这个时代,叙利亚王安提奥克斯三世和巴克特里亚王第四代德摩特里斯等入侵印度,占据北印,进逼中印。此为公元前三世纪至二世纪前半左右的事。之后,直到公元前一世纪,塞迦族(Saka塞种)冒也斯王进入印度为止,希腊人一直支配着西北印度。在这段期间,有许多统治的希腊王十分出名,其中最重要的为弥兰陀王(Menandros, 印度名Milinda, 公元前一六○|一四○顷统治),以西北印的萨格拉(Wakala)为首都,统辖着阿富汗尼斯坦到中印。
弥兰陀王归依佛教,与佛教僧那先(Nagasena,龙军)辩论。其内容被收集下来,成为《弥兰陀王问经》(Milindapabha 《那先比丘经》)。巴利语《弥兰陀王问经》含有后世附加的部分,汉译《那先比丘经》与巴利本一致的部分属于早期的部分;由这部分可以片面了解公元前二|一世纪时代的佛教。不过在《弥兰陀王问经》中,并没有出现大乘佛教的思想,可以显示自《阿含经》到阿毗达磨佛教的过渡期的教理。
此外,公元一九三七年,自印度河上游史瓦特溪谷的辛寇得(Shinkot)地区,发现了舍利容器,上面记载,此舍利供奉于弥兰陀王(Minadra)治世。这也表示弥兰陀王时代佛教流行于北印。
阿育王时代,末阐提(Majjhantika)自教团被派遣到西北印度,开拓教团。于是说一切有部在迦湿弥罗、犍陀罗地区得以日渐壮大,但不清楚其详细过程。不过从西北印度挖掘了不少古佛塔遗迹,可见公元前二世纪左右,佛教曾盛行于此地。其中,从塔克西拉(Taxila)挖掘出来的法王塔(Dharmarajika-stupa),其成立的时间很早,最古老的部分可追溯至阿育王时代。房舍以巨大的佛塔为中心,围绕在四周,形成一片广大的佛塔遗迹,这里似乎长期为北印度佛教的中心地。一九一四年,从佛塔附属的房屋中发现薄银卷轴。据一旁的碑文记载,名为乌拉萨加(Urasaka)的巴克特里亚人,在自己的菩萨堂供奉佛舍利。但是一般认为,这块碑文的年代很新,是公元一世纪中叶的产物。在塔克西拉的西尔卡帕(Sirkap)也发现广大的佛教遗迹,最古老的部分追溯至公元前二世纪。
也发现有一些碑文记载,公元前一世左右,有信仰佛教的希腊人。亦即在印度河上游的史瓦特溪谷,发现了公元前一世纪顷的卡罗休提碑文,舍利容器上刻着,担任地方长官(Meridarkh 郡长)的希腊人提欧托罗斯(Theodoros),供奉世尊释迦牟尼的舍利。同样在塔克西拉故塔出土的铜碑也记载,郡长与其夫人共同建设佛塔,其中的「郡长」是希腊王国的行政组织之一,虽是地方首长,似乎并非掌理广大地区的首长。总之,在这样的官员中,也有人归依佛教,建立佛塔。
很早就有希腊人归信佛教。在阿育王时代,从佛教教团派遣往各地的传教师,其中也包括希腊比丘;到阿波难陀传教的昙无德(Dhammarakkhita)就是希腊人。此外桑其的碑文中也刻有希腊的的捐赠者。如此一来,进入印度的希腊人逐渐归依较早期的佛教,也许是因为佛教比当时希腊人的宗教还殊胜。
而且佛教是理性、谈道德规范的宗教,具有外国人容易接受的特质。此外,礼拜佛塔、对佛陀的信仰,似乎也深获希腊人的认同。相对于此,自古便掌握着极大势力的婆罗门教,其后为印度教承续下来,这些民族宗教建立在种姓制度的基础上,具有视外国人为野蛮人(mleccha)的思想。这个明确地表现在《摩奴法典》等,由于这种自古就已确立的社会观,使得外国人难以接受婆罗门教。相对地,佛教的教理具有理性的精神,主张四姓平等,对外国人没有偏见,这些都成为佛教容易在外族世界中发展的原因。可以说,不仅希腊人,后来侵入印度的塞迦人、安息人、月支人等,也都很快地接受佛教、信仰佛教。
塞迦族入侵 塞迦族(Saka)梵语为waka,一般认为是出现在中国《汉书》上的「塞种」。这个种族自古住在中亚伊犁河流域,后为月支族所逐,自公元一八○年顷向西移动,灭希腊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占据该地。巴克特里亚(大夏)位于欧克萨斯河与印度河之间的北阿富汗尼斯坦地区。但匈奴西逐大月支,大月支再往西方移动,逐塞迦族后,征服巴克特里亚。于是塞迦族向南移动,最后才演变成入侵印度。时当公元前一○○年左右,首任塞迦王为冒也斯(Maues),他征服北印度后,想进而征服摩菟罗,据说死于远征的途中。冒也斯有「诸王之王」之称,之后塞迦族分裂,各地郡首(Ksatrapa)、大郡首等割据土地,半公开地独立,统治各自的土地。著名的有北印的郡首库斯鲁卡(Ksuluka)及其子巴提卡(Patika),以及统治摩菟罗的大郡首拉宙拉(Rajula),他们都归依佛教。从塔克西拉故塔出土的铜碑文载:巴提卡于无佛塔的地方造佛塔,供奉释迦牟尼佛的舍利,作僧伽蓝;此碑造于公元前一世纪。此外在摩菟罗(Mathura)发现的「狮子柱头铭文」上载:大郡首拉宙拉之妃阿雅西雅(Ayasia Kamuia)与亲戚、王宫中的女人共造佛塔,供奉释迦牟尼佛舍利,并造僧伽蓝,布施说一切有部四方僧伽。碑文上也记载,拉宙拉之子,郡首苏达萨(Wudasa)捐赠土地给石窟寺院,布施说一切有部比丘觉天(Buddhadeva)与那格拉的菩提罗(Budhila)。此一狮头柱铭文的制作年代为公元十年前后。这是现存最早出现部派名称的碑文。
安息 安息(Parthia)本在里海东南一带,公元前三世纪,阿尔萨克斯(Arsakes)脱离叙利亚而独立,建立帕尔底亚王国,中国自古便称其为「安息」,是阿尔萨克斯的音译。此王朝征服希腊后扩展版图,势力强大,最后终于侵入印度。此时阿杰斯王(Azes)在位,之后由贡德法尼斯(Gondopharnes)继任,于公元前后统治西北印度。总之,公元一世纪后半,安息人似乎取代了塞迦人,统辖西北印度。但不久,变成贵霜族(kusana 月支)接掌西北印。
安息人也归依佛教,由到中国的弘法僧不少出身于安息也可知道此事。例如安世高是安息的王子,出家后学习阿毗达磨,讽持禅教,于后汉桓帝(公元一四六|一六七在位)时抵达中国,译出许多《阿含经》及阿毗达磨的相关经论。接着,在后汉灵帝(公元一六八|一八九在位)时,安玄自安息国来。之后在魏正元年间(公元二五四|二五六年)到中国的昙谛,也是安息人。
贵霜王朝 贵霜(Kusana),中国称为大月氏。月氏本住于中亚的敦煌与祁连之间,公元前二世纪,为匈奴所败而西移。于是打算在妫水(Oxus河)以北定居。但是之后又迁移,灭掉大夏,于公元前一二九年移至故地巴克特里亚。此时大月氏有五酋长(五翕候),其中以贵霜最强,统一其它四部后,快速扩大势力。于是在公元一世纪后半,邱就却(Kujula Kadphises)也征服安息,进而入侵印度。其后阎膏珍(Wema Kadphises)继任,接着著名的迦腻色迦王(Kaniska)出现。迦腻色迦与阎膏珍的王统似乎不同,他于公元二世纪前半掌握贵霜王国的王权,统治着中亚到阿富汗尼斯坦、西北印、北印的大帝国。
这是继阿育王之后出现的最大王国。然而也是拥有许多不同民族的大帝国,因此在其版图内,有印度人、希腊人、塞迦人、安息人等各种外族杂居,且位于与中国、罗马、印度的交通要冲。在贵霜帝国出现之前,北印度已经有希腊人等许多外族居住,加上这些外族的文化,融合东西两文化之后,北印度的新文化逐渐成熟。一般认为,佛教方面,新兴的大乘佛教也在贵霜王朝之下迅速发展。而且佛教受到希腊文化和希腊罗马文化的强烈影响,建筑和雕刻出现了新样式,即所谓的犍陀罗艺术。从佛寺建筑中的科林斯氏柱头,以及建筑的各个地方都满布装饰图案等,可以明显地看到希腊文化的影响。此一影响传入西域及中国,也传入日本法隆寺的建筑等,此事众所周知。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代出现佛像的雕刻。由佛像上看到的希腊式容貌、服装,尤其衣褶等可看出受希腊雕刻的影响很大。但当时还没有佛陀的雕像,据载,在犍陀罗,佛像雕刻约出现于公元一世纪后半(但是犍陀罗与中印度的摩菟罗几乎同时有佛像雕刻兴起),此时正当贵霜王朝前期。之后,到了第二世纪,雕刻才逐渐盛行。佛陀像首先出现于佛传图中,在中印度的巴尔胡特及鹿野苑等也可以看到,以佛传图和本生故事等浮雕来庄严佛塔等佛教建筑。但是其中,佛陀并没有形体,也不绘出像貌。之后在犍陀罗,才逐渐以人类的形像来描绘佛陀。不过一般认为,一开始,担任主角的释尊没有被突显得特别大,后来才逐渐只将佛陀的形像加大,最后从佛陀图中演变成单独制作佛陀像。
单独的佛陀像成为礼拜的对象,所以意义和佛传图中所表现的佛陀不同。但如果佛塔信仰与佛传图的佛像结合的话,便可能产生礼拜用的佛像。总之可以说,佛像的出现和佛传文学及佛塔信仰有关。但不知在佛传图中绘出佛陀,是希腊雕刻家的灵感?或是佛教教理必然的表现?若认为是由于教理的表现,则似乎可以说,是源自祈求佛陀救济的信众的信仰||佛塔信仰。从部派佛教的教理可以发现,一般人相信佛陀逝世时,舍肉身后入于无余涅盘界,因此会将这样的佛陀理解为不可见,无法掌握其形体。站在这样立场,就不可能以人类的形象来表现佛陀。
虽然无法详知邱就却和阎膏珍的信仰态度,不过这时代北印度的佛教似乎也很盛行。在北印度有塔克西拉的法王塔及库那拉塔(Kunara)、卡拉旺塔(Kalawan)遗迹等大小佛教遗迹,可以发现许多贵霜时代的遗物。尤其卡拉旺遗迹为北印最大的伽蓝遗址,从其中一个佛殿窟发现写有「阿健斯一三四年」的碑文。此时正当公元七七年,上面记载:供奉舍利于佛殿窟,捐赠给说一切有部。这是北印度最早出现部派名称的碑文。此外,在二世纪以后的碑文方面,迦腻色迦王在白夏瓦附近,建造有名的迦腻色迦大塔,这座大塔的遗址在夏加奇德里(Shah-ji-ki Dheri)被挖掘出来,在这里发现了供奉在迦腻色迦寺(Kaniska-vihara)的舍利瓶。而且碑文上明示,此迦腻色迦寺属于说一切有部。还有在白夏瓦的库拉姆(Kurram)出土的小铜塔中有碑文,上面记载,供奉佛舍利,献塔给说一切有部。据载此碑为公元一四八年之产物。
此外,可以知道部派名称的碑文有:作供水站献给有部、掘井献给有部、布施铜柄杓给饮光部(Kawyapiya),布施陶瓮予多闻部(Bahuwrutiya)及饮光部等。这些公认都是公元二世纪的遗物。
大体上来说,说一切有部在北印度具有强大的势力。不过,另外还有发现许多显示出建立佛塔的碑文,例如上述两位希腊郡长供奉佛舍利的碑文等,以及显示塞加族的郡首巴提卡(Patika)在塔克西拉的库西玛(Kshema)等地供奉佛舍利的碑文。一般认为这是公元一世纪的遗物,佛塔也没有献给某一部派。这类佛塔的碑文在北印度发现许多。其数量远比指名献给部派的碑文来得多 。
此外,除了北印度外,阿富汗尼斯坦也发现许多佛教遗迹,在兰帕卡(Lampaka)和坎达哈尔(Kandahar)发现阿育王碑文,可知阿育王时代已有佛教盛行此地。其后开教的详细情况不明,不过一般认为,在公元前后这段期间,佛教逐渐盛行起来。到最近,挖掘出许多佛教遗迹,例如:贝格拉姆(Begram)的都城遗址、比马兰(Bimaran)群塔、哈达(Hadda)遗迹、秀德拉克(Shotorak)遗迹,还有西方帕米扬(Bamiyan)的石窟等。帕米扬有两大石佛和许多石窟,还存有一部分壁画。贝格拉姆被推断为古代的迦毕试(Kapiwi),这里挖掘出佛传图及其它遗物。比马兰故塔发现舍利容器,上面的铭文记载,名为西瓦拉库夏的人供奉佛舍利、建塔。这是塞迦时代的遗物。哈达遗迹也发现不少遗物,在出土的水瓶上记载,供奉佛陀舍利、建塔;这是贵霜时代的物品。卡帕尔西方的瓦尔达克(Wardak)发现青铜舍利容器,上面记载,供奉佛舍利于瓦克拉马瑞加寺(Vagramarega)内的塔,捐赠予大众部。此碑文中有五一年的年号,祝福法西克王。一般认为这是贵霜时代,公元一七九年的遗物。
北印度及阿富汗尼斯坦都还发现许多碑文,但只有上述几项有部派名称。
迦腻色迦王支持说一切有部一事,可以从迦腻色迦大塔的碑文上清楚知道,不过也有各种传说表示出这件事。例如根据《马鸣菩萨传》知道,迦腻色迦王伐中印度,要求以佛钵和马鸣(Awvaghosa)为退兵的条件。马鸣应此王的要求,移住西北印度,开展佛教。又传说王归依有部的胁尊者,应胁尊者之建议,于迦湿弥罗集五百罗汉举行「结集」,集成《大毗婆沙论》两百卷,一般称为「第四结集」。
迦腻色迦王死后,瓦西西卡、富维西卡、瓦斯提等人依次继承王位,王朝逐渐失势,公元三世纪末,似乎已成为北印的地方小王国。但在这期间内,佛教也顺利地昌盛起来。尤其在摩菟罗(Mathura),有前述郡首苏达萨(Wudasa)所建的库哈寺(Guha-vihara),之后,贵霜王朝的富维西卡王兴建了富维西卡寺(Huviska-vihara),寺址在摩菟罗郊外的加马尔浦(Jamalpur),据载这是迦腻色迦王于公元前四七年建造,其上满覆着美丽的雕刻,但为异教徒破坏,如今已成废墟。此外还发现许多栏杆、石柱和佛像等残片。此外摩菟罗还有不少寺院,而且根据出土的碑文可知,有大众部寺(碑铭六种)、说一切有部寺(碑铭两种)、正量部寺(碑铭一种)、法藏部寺(碑铭一种)等。另外还有许多与部派无关的碑文,可见当时摩菟罗为佛教重镇。此事自法显和玄奘的游记也可确定。
又,摩菟罗和犍陀罗同以佛像的发祥地而著名。一般认为,摩菟罗制作佛像几乎和犍陀罗同时代,但并非模仿犍陀罗,佛像的风格也和犍陀罗佛不同,可见是独立发展起来的 。自古以来,摩菟罗的造型艺术就很发达,一般认为,受了犍陀罗佛像出现的刺激后,才逐渐创造出摩菟罗特有的佛像。不过摩菟罗佛传图的遗品很少,重心放在供养佛的图。供养的对象以菩提树和佛塔来表征,后来逐渐制作佛像、菩萨像。但是在摩菟罗,捐赠铭中有两种情形:一是没有捐赠佛像,只称「像」(pratima)而不称「佛像」;一是完全相同的佛像,既称「菩萨坐像」,也称「佛坐像」。亦即雕刻佛像的同时,有称为「佛像」、有单称「像」、也有称为「菩萨像」的,态度不同。但是不知源于何种教理背景?
安达罗王朝 安达罗王朝(Andhra)分为两期,前期为沙达瓦哈那王族(Watvahana)君临德干半岛的时代,后期为沙达瓦哈那王族衰落,诸王割据的时代。沙达瓦哈那王族从公元前二○○年顷,孔雀王朝衰落时得势,之后一直持续到公元后二世纪。其发祥地大致为德干的西部,以从前「南路」(Dakkhinapatha)的起点帕依坦(Paithan,Pratistana)为中心,包括北方的那西克(Nasik)、阿寇拉(Akola)地区。于是在公元后二世纪,此王朝达到全盛期,统辖着那尔马达河以南的广大地域,此河流经紧邻中印度的频阇耶山南麓;甚至达到那尔马达河以北。首都在东海岸黑暗河岸的达尼雅卡达卡(Dhanyakataka)。
据说沙达瓦哈那王朝有三十代四百六十年,但其中还加上分裂的几个王,实际上约为十七至十九代三百年的统治期间。沙达瓦哈那王朝于公元三世纪失势,德干处于诸族割据的局面。其中,以东部寇达瓦利河下游为根据地的伊库斯瓦克(Iksvaku)王族和佛教关系尤深。之后在四世纪时,笈多王朝统一印度。
窟院 德干佛教的特征是窟院(lena)很多。特别是德干西海岸的西迦兹山脉中,开凿了许多窟院。在印度,这类窟院约有一千两百处,其中百分之七十属于佛教。较早期的窟院从公元前二世纪或一世纪起开凿,其后数百年为窟院的全盛期。德干地区多岩山,且岩山上不长树木,因为少有大树,再加上无法兴建木造建筑,所以促成开凿窟院的盛行。窟院是将岩山凿成大洞窟,在洞内凿造和平地一样的佛塔和伽蓝。因为全部都用岩石构成,所以是耐久的建筑,至今还留下很多完整的遗迹。著名的有阿姜达(Ajanta)、巴查(Bhaja)、那西克(Nasik)、卡利(Karli)、艾罗拉(Ellora)等,这些窟院主要分为两类:作为供奉佛塔的礼拜堂和作为僧人的住处。
因为窟院内无法作出巨大的佛塔,所以形状都较小,塔本身也是石造的,称为「佛殿窟」(cetiyaghara 制多堂、塔院)。相对于此,僧众住的地方称为「僧舍窟」(vihara)。从入口进入僧院,当中是方形的广场,三面开凿着几间可住一至二人的僧房(layana)。艾罗拉最大的僧舍窟有三层,每层三面各有数十间僧房,共有百余间,是一巨大的窟院。当中的方形广场可能是作布萨等集会用。佛殿窟的入口和石柱多附有精巧的雕刻,十分美丽。一般僧院都很朴素,只有艾罗拉和阿姜达两处可以看到雕饰,阿姜达的壁画尤其有名。
那西克(Nasik)位于自桑其南下孟买之间,窟院在郊外山区的半山腰,共有二十三座窟院。据说最早的窟院开凿于公元前二世纪。第十四窟(僧舍窟)记载,于坎哈(Kanha)王治世时,住在那西克的大官兴建此窟(lena)。一般认为,这位坎哈王是安达罗王朝的克里湿那(Krsna),已被推断为西姆加的弟弟、香达瓦哈那王朝的第二任君主。如果推断正确,则此窟开凿于公元前二世纪前半。第十三窟是佛殿窟(cetiyaghara),其刻记的文体也被认为是公元前二世纪的产物,据载是那西克的坦比加(Dhajbhika)村所捐赠。但是大体而言,安达罗王朝归依婆罗门教,这大概和婆罗门教有马祀等夸耀王权的仪式有关。其后,约在公元一世纪末到二世纪,那西克地区为塞迦族的库沙哈拉达(Ksaharata)王族占领。第八窟有两个碑文记载,库沙哈拉达家的德拉帕、库沙瓦达塔(Usavadata)在那西克布施田地、金钱给窟院。此一库沙瓦达塔的布施碑文也见于卡利窟院。塞迦族对那西克的布施还见于第八窟、第十七窟的碑文。
不过,其后塞迦族的控制权又为香达瓦哈那王朝夺回,此事见于那西克第三窟的碑文:乔达弥普多那.室利.沙达卡鲁尼(Gotamiputra Wri WataKaruni)王破库沙哈拉达族、灭塞迦族、希腊人、波斯族等,确立了广大地区的统治权,这是公元二世纪初的事。第三窟有两种乔达弥普多那王捐献窟院及土地的碑文。此外,第三窟也有同样是香达瓦哈那王族的室利.普鲁马伊(Wri Pulvmayi)王布施窟院的碑文。还有前述乔达弥普多那的母后布施窟院给贤冑部僧伽的碑文,也见于第三窟。据说室利.普鲁马伊王是乔达弥普多那王的继位者。第三窟有碑文显示,室利.普鲁马伊王捐赠土地予贤胄部的比丘。那西克有二十三个窟院,其中第三窟应该是二世纪初,室利.普鲁马伊王时代就为贤冑部所有。此外第六窟、第十窟、第十五窟已经布施给「四方僧伽」。其它窟院的受属者不详。第十七窟附加有后代大乘的雕刻。
孟买附近的康黑里(Kanheri)窟院也可以看到贤冑部的遗迹。这里有大小窟院一百零九处,中心的大佛殿窟中记述,将此佛殿窟布施予贤冑部诸师,时为二世纪末,香达瓦哈那王朝末期的英主雅周那室利(Yajbawri)的治世。康黑里的窟院据说开凿于公元二世纪末到八世纪,而且康黑里的第七十窟也布施给贤冑部,第十二、四八、七七、八一窟等,布施给四方僧伽。
  孟买到普那途中山腰上的卡利(Karli)窟院,也和那西克窟院一样古老。其中心佛殿窟宽十三.八七公尺,深三七.八七公尺,为印度最大的塔院,而且也是优异的建筑。一般认为此窟兴建于公元前或公元后一世纪,据碑文可知,是基尔特的统领(sethi)所献。佛殿窟内十一根岩柱上各刻有捐献者名字,其中显示有法上部(Dhammuttariya)讽诵者(bhanaka)史瓦提弥多那(Satimita)奉献放置舍利的岩柱,此外希腊人共奉献了九根柱子。所以似乎大多数都是捐赠的。此外在这佛殿窟里还有碑文记载,前面提到的塞迦族库沙哈拉达家的郡首乌萨巴达塔(Usabhadata),为了维持住在此地窟院的「出家四方僧伽」(pavajitanam catudisasa sagha)而奉献卡拉迦卡村。可知此窟并不特属任何部派。
这一地区后来归香达哈瓦那王朝所有,所以同一佛殿窟内又有碑文叙述:为了重新住在此地窟院的「大众部出家比丘」(pavajitana bhikhuna nikayasa Mahasaghiyana)而奉献卡拉迦卡村,可见此窟院后来为大众部所有。佛殿窟北边的僧舍窟有碑文:共有九个房间的集会厅(matapo)献给大众部。时为室利.普鲁马伊王二十四年。
卡利附近有巴查窟(Bhaja)。同样以佛殿窟为中心,左右为僧舍窟,其中以第十七僧舍窟最为古老。整体规模比卡利小,中央的佛殿窟也不大,但开凿时间比卡利早,约在公元前一世纪或更早。这里发现多达八种的碑文,其中四种记载捐献者姓名,其它四种是位于窟院顶端几座小塔上的铭刻,这些小塔放置长老的遗骨,所以写着长老的名字。巴查窟的住众似乎不是特定的部派教团。
峻那(Junnar)为普那北方七十七公里处的城镇,附近有五处窟院群,大小合计多达一百五十多窟。据说是公元前一世纪起,历经三百年的时间开凿的。其中搜集到三十个碑文,记载布施佛殿窟(cetiyaghara)、僧舍窟(lena)、水槽、芒果树、土地等,布施者大部分是地方居民。其中,西瓦内利山第五十一窟是佛殿窟,为商界领袖的长者所献。其它的捐赠者有三名希腊人、一名塞迦人,另有塞迦族大郡首那哈帕那(Nahapana 乌沙巴达塔之舅)大臣捐献集会厅。可见公元二世纪初,塞迦族库沙哈拉达一家拥有相当广大的土地。而且在此峻那碑文上显示,捐赠窟和水槽给法上部(Dhammutariya)的比丘尼僧院。这是仅见的比丘尼僧院一例,不过比丘尼众似乎住在城镇里。
阿姜达(Ajanta)有二十八窟,其中第九、十的两个佛殿窟和附近的第十二、十三僧舍窟十分古老,据说开凿于公元前后。第十的佛殿窟以及第十二的僧舍窟,各有捐献者碑文。前者为普鲁马伊王的亲戚,后者为商人。次早开凿的有第十一、十四、十五三僧舍窟,其余为笈多王朝以后所开凿。后期的窟院以丰富的浮雕和华丽的壁画出名。第一、二窟的壁画尤为出色。阿姜达附近有艾罗拉(Ellora),此处有三十四座窟院,其中第一到十二窟属佛教,最为古老。第十三到二十九窟属印度教,最后五窟属耆那教。印度教的窟院中,有饰以丰富雕刻的有名的凯伊拉萨那达寺。佛教的十二窟中,第十窟为佛殿窟,其它为僧院,都是笈多时期开凿的,有丰富的雕刻,佛像也变成是大乘式的佛像。这种情况也和阿姜达的后期窟院一样。
在德干东部地区,阿马拉瓦提(Amaravati)和纳加尔朱纳贡达(Nagarjunakonda)等地,存留有大塔的遗迹。阿马拉瓦提位于基司特那河南岸,距出海口约一百公里处;而且邻古城达拉尼寇德(Dharanikot, Dhanyakataka)东边。一七九七年,大塔被发现时,还大致完整,但数年前,当地小王为了建设新城,因为需要建设新房屋及新市镇的石材,便破坏这座大塔,取走大量满布精妙浮雕的大理石栏杆和石板,塔址成了水塘。所幸挽救了一部分大理石浮雕,分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博物馆,得以窥见其往日的美丽景象。这座大塔的塔基直径五十公尺,四方各个正面有长方形的突出部分,有环塔的绕道,外侧围以栏杆,气派非凡,不愧称为大塔(Mahacetiya 大制多)。此塔创建于公元前,公元后二世纪中叶时,修治成上述的华丽佛塔,共发现一百六十种碑文,其中十一种较古老,其余多属二、三世纪的产物。
碑文中记载,在香达瓦哈那王族的普鲁马伊王(Pulumayi)治世时,普利长者诸子女共于世尊大塔造法轮并献给制多山部,可见二世纪时,此大塔属制多山部。其它也有提到制多山部(Cetiya, Cetika, Cetiyavadaka)的碑文。
捐赠者中,以在家的家长(gahapati)居多。出家者方面,也有比丘、比丘尼的例子,此外也可见到出家者(pavajita)、沙门(samana)、沙门尼(samanika)。而且也有「比丘尼与女儿们」、「出家女与出家的女儿」等字句。这些也可以解释为出家以前就有的女儿,否则出家人怎么会有女儿?这些是北部的碑文中看不到的。
基司特那河下游还有许多佛塔遗迹。尤其是巴提浦洛鲁(Bhattiprolu)和犍陀夏拉(Ghantawala)等,各是底部直径四十五公尺和三十七公尺的大塔;前者尤古,一般认为建于阿育王时代。自巴提普洛尔挖掘出装舍利的小箱,铭刻其上的碑文为公元前三世纪的文体。共得十一种碑文,大多记录捐献者的名字。犍陀夏拉也发现五种碑文,同样判定为公元后三世纪的产物,记载捐献人的名字。其中有近似「西山住部」(Aparaseliya)的名称。
自香达哈瓦那王朝的首都达尼雅卡达卡(Dhanyakataka或达拉尼寇德 Dharanikot)发现有铭记的石柱。上面记载,某大臣于大寺(Mahavihara)的东门,捐赠附有法轮的柱子予东山住部(Pubbaseliya)的出家比丘僧伽。可知这间大寺在某段时期属于东山住部。
此外在基司特那河中游南岸的台地上,有伊克斯瓦克(Iksvaku)王朝的首都纳加尔朱纳贡达(Nagarjunakonda,也称纳加尔朱尼贡达 Nagarjunikonda)。这个地名似乎和大乘佛教的著名论师龙树(Nagarjuna,生殁年约为公元一五○|二五○年)有关,但此处出土的碑文却没有提及龙树的事迹。据载,伊克斯瓦克王朝从公元二世纪末到三世纪,兴盛于基司特那河流域。纳加尔朱纳贡达存留有崩坏的大塔、僧院、祠堂、小塔等废址,共发现五十六个碑文。许多是长文,首先有一个碑文记录王妃玛哈达拉瓦莉.加提希莉(Mahatalavari Catisiri)于大塔(Mahacetiya)献柱;时为室利.维拉普利萨达塔(Siri Virapurisadata)王六年。而且在这块碑文上,还有大王瓦多西提普达.室利.加达姆拉(Vatsithiputa Siri Catamula)的名字。上述王妃的捐献铭共有十个,其中一碑文记载,此大塔为阿帕拉马拉维那歇利亚(Aparamahavinaseliya 西山住部?)所有。其它发现六个诸王妃的捐献铭。此外附属的佛殿窟(cetiyaghara)中,也记述上述的加提希莉王妃捐赠此佛殿窟给西山住部(?)一事。其它的碑文上也有捐赠给这个部派的捐赠记录。
其次,纳加尔朱纳贡达有吉祥山(Wriparvata)。传说吉祥山为龙树的住处,根据碑文,此山中有「小法山」(Cula-dhammagiri),内有小法山僧院。在小法山僧院的佛殿窟(cetiyaghara)发现碑文,上面记载,此佛殿窟为锡兰(Tambapannaka)长老所献。从前纳加尔朱纳贡达是基司特那河中游的港口,因此和锡兰有交通,所以有锡兰僧往来。因此碑文也说到此地有「锡兰寺」(Sihalavihara)。而且碑文上还说,捐献一个水槽给东山住部(Purvawaila)。
接着,距离纳加尔朱纳贡达大塔四百公尺处,发现一块捐赠僧院给多闻部(Bahuwrutiya)的碑文。又从别处发现一块碑文记载,为四方僧伽建立属化地部(Mahiwasaka)的柱子与僧院。还有碑文记载,奉祀佛足石给分别说者(Vibhajyavada)的大寺派(Mahaviharavasin 锡兰教团)。如上所述,在纳加尔朱纳贡达出现许多部派教团的名称,这也许显示,随着时间的经过,寺院逐渐形成专属某部派的倾向。
纳加尔朱纳贡达还有其它各种捐赠录,捐赠者不只皇室,但主要的施主为皇室的王妃,这座大塔似乎多仗这些女施主而兴建完成。纳加尔朱纳贡达的遗迹发现于公元一九二六年,随后纳加尔朱纳贡达发现许多碑文、雕刻的断片,但近年为了发电而将基司特那河堵塞于纳加尔朱纳贡达的下游地区,兴建纳加尔朱纳贡达人造湖,致使纳加尔朱纳贡达的佛教遗迹沉没于湖水中。而且根据报告,自纳加尔朱纳贡达附近的南都勒(Nandura),发现装有龙树弟子提婆(Aryadeva)遗骨的舍利壶,但碑文的解读还有疑问。
佛塔、僧院的遗迹与大乘教团 以上就佛教遗迹概观孔雀王朝衰落以后,佛教教团的发展。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这些遗迹中没有发现大乘佛教(Mahayana)的碑文,却能见到不少显示出捐赠物品给部派教团的碑文。由于没有发现大乘的碑文,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当时大乘教团尚未存在。或有学者认为,大乘教徒是异端者,可以说,在占优势的部派教团所支配的环境下,致力于秘密地鼓吹新思想。
不过,不能因为「大乘」没有出现于碑文上,就认为当时大乘佛教并不存在。从传到中国的经典翻译状况可以说明,在贵霜王朝时代,北印度已存在有大乘经典。当时存在有哪些经典,留待下节阐述。值得考虑的是,何以「大乘」一词在公元二、三世纪的长时间内,都不曾出现于碑文中?
  首先,法显(公元三九九年自长安出发)的《佛国记》说,当时印度有小乘寺、大乘寺、大小兼学寺三种。玄奘(公元六二九年出发)的《大唐西域记》更详述了当时印度佛教的实况 。对照法显和玄奘的记述后,了解到当时印度存在有大乘寺和大小兼学寺。从比例上来说,小乘寺占六成,大乘寺二成四,大小兼学寺一成五,因此不能说大乘占优势。但总而言之,如果连大小兼学寺也算进去的话,就有四成的寺院有大乘。法显(公元四○○年顷)、玄奘(公元六五○年顷)的记述多相符,故可由此逆推,在一、两百年以前的印度,也许不可能完全没有大乘寺。因此仅以碑文未发现「大乘」一词,便断定二、三世纪时没有大乘寺院,并不恰当。
是以关于大乘教团的存在一事,必须从别的角度观察。首先应注意,在古老的碑文中也找不到部派教团的存在。巴尔胡特和桑其的碑文,在公元前一、二世纪时,没有出现部派教团的名字。而且那西克、卡利、巴查等,开凿于公元前的窟院中,也没有部派教团的名字出现于古碑文。最早出现部派教名称的碑文,是在摩菟罗发现的「狮子柱头铭文」,上面记载,布施塔与僧伽蓝予说一切有部的四方僧伽;还提到大众部的名字。一般认为此碑文成立于大郡首拉宙拉时代,约公元十年顷。摩菟罗的佛教随中印度而开展起来,自古盛行说一切有部,尤其摩菟罗是优婆笈多的出生地,相传他是阿育王师,所以自然会在摩菟罗出现说一切有部的碑文;不过年代不算早。就部派分裂史来说,如果按照佛灭于公元前四八四年的说法,阿育王时代理应发生枝末分裂,故有部自公元前三世纪后必定就存在了。若依宇井博士的佛灭年代论,则比前者还晚约一百年,因此有部就变成成立于公元前二世纪。无论是根据哪一个佛灭年代论,公元后才出现于碑文,似乎都嫌太迟。
其次,北印度的碑文中,辛寇德出土的弥兰陀王时代的碑文,只说到供奉舍利。法王塔的碑文也一样,公元前一世纪的梅利达鲁克的建塔铭也是如此。北印度最早出现部派名称的佛塔捐赠录,是在公元七七年。这是卡拉旺出土的铜版铭文,指出屋塔要捐赠给有部。其它出现部派名称的碑文为公元二、三世纪。自有名的迦腻色迦大塔发现的舍利容器的铭文、库拉姆(Kurram)出土的铜制塔形舍利容器铭文等,都是捐赠给有部的、公元二世纪的产物。此外在瓦尔达克(Wardak)出土的舍利容器铭文中记载,捐赠寺院给大众部,这也在公元二世纪。此外在马至拉或是那西克、阿马拉瓦提、那加尔朱纳贡达等地,也大量出土给部派教团的捐赠录,这些已如前述 。不过这些都属于公元二、三世纪。尤其那西克、卡利、巴提普洛尔,在公元前二世纪左右,佛塔就已经存在了。然而有很多碑文中并没有表示要捐赠给部派教团,只提到建立佛塔一事。这些数量,数倍于属于部派的佛塔。
从以上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佛塔本不属于部派教团。公元一世纪起才出现属于部派的佛塔,但其数量和不属于部派的佛塔比起来,实在很少。因此,如果认为大乘教徒存在的话,那么他们应该是以这类不属于部派的佛塔为根据地,进行传教活动。关于这一点在教理上的理由,留待后节说明。
参考书目
政治史方面:
金仓円照《印度中世精神史中》,昭和三七年。
中村元《インド古代史下》,昭和四一年。
高田修《仏像の起源》第四章〈西北地方の史的背景〉,昭和四二年等。
高田修《印度南海の仏教美術》,昭和十八年。
拙著《初期大乘仏教の研究》,昭和四三年。
金倉円照.塚本啟祥譯注《G.ワッドコック 古代インドとギリシャ文化》,昭和四七年。
Andr? Bareau: Les Sectes Bouddhiques du Petit V?hicule. Saigon, 1955.
Sukumar Dutt: Buddhist Monks and Monasteries of India. London,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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